如果不把第三者現象、二奶問題和這個國家的權力結構放在一起考察，那是極其局部和片段的"偶然"。美麗的邂逅或遲到的靈魂伴侶需要的是雙方獨立的人格，那完全是另外一個議題，諸如美國傳奇的新聞人李普曼中年時遭遇遲到的愛情，如海德格爾遭遇偉岸得一望無垠的阿倫特，那是人性的一場較量，是靈魂深處的撞擊，呈現的是生命的開闊性和無限可能。

而當下的"中國式第三者"現象則有其顯著的"中國特色"。將形形色色的"第三者"植入權力和利益格局當中，得出的結論顯然并不僅僅是一場性別戰爭的問題。諸多充當第三者的女性，本身與這個體制同構，她們只不過是下一個層級的媾和者，往上追溯一級，便是她們所依附的男性及其背后的權力系統。女性在這場利益博弈當中充當的角色，與男性在向權力獻媚而獲得實惠方面，本質上并無人格的高下之分，甚至也難以分出施害者和受害者身份來。他們捆綁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，在諸多場合和條件下，訴求是高度一致的，但是，一旦分贓不均或欲壑難填的矛盾爆發，處于利益格局下端位置的女性一方，便以受害者身份跳出來維權了。這一類女性，已經形成了一種具有顯著象征意義的"第三者人格"特質，她們依附于男性生存，進行自我人格的矮化，將自身的年輕貌美條件對象化和寵物化，以此明碼標價或暗度陳倉。

"第三者人格"特征不僅適用于形容女性作為弱者的墮落，同樣的，它也適用于形容她們所依附的那些男性，那些依附于權力的男性，人格結構與"第三者女性"并無二致，他們急于販賣自己的良知，換取權貴利益集團中或大或小的份額，他們互相之間采取的惡性競爭手法之低劣，和二奶三奶爭寵的橋段何其相似！